
1949年2月,北平解放后,北平市公安局接管了功德林监狱,在整理相关档案时要配资,意外地发现了一份表彰文书。令人震惊的是,这份表彰文书上竟然盖着张作霖的印章。文书上记录了民国京师警察厅的四名高级官员的表彰内容:警察厅总监陈兴亚、侦缉处处长吴郁文、副处长雷恒成和司法处处长蒲志中。经过仔细阅读,大家惊讶地发现,这四人之所以获得表彰,正是因为他们在抓捕李大钊的过程中表现突出。而这也意味着,这四个人就是当年残忍杀害李大钊的凶手!
李大钊,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,是我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。当年他的被害对党来说是巨大的损失,因此,得知这些信息后,北平公安局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市委书记彭真。彭真得知消息后,立刻向中央报告,并指示公安局尽全力抓捕凶手,追究责任。然而,李大钊被害至今已有22年,再加上当时的侦查手段和信息技术相对落后,使得案件重启后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,侦查员们感到非常头疼,只能继续寻找突破口。
展开剩余70%某天,一名侦查员在审讯一名特务时,提及了李大钊案件,并强调如果能提供线索,特务可获得立功机会。没想到,这名特务立即交代了重要信息,称他知道当年杀害李大钊的真相,主要凶手就是民国警察厅侦缉处的吴郁文,而吴郁文当时住在北京鼓楼湾一带。公安局立即行动,展开调查,并很快确认吴郁文已经改名为吴博哉。可此时,吴郁文已经重病在床,几乎成了废人,生命垂危,看样子也不久于人世。
公安局随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彭真,彭真指示:“即使他仅剩一口气,也必须抓捕归案!”吴郁文得知这一消息,轻轻叹了口气要配资,显然预料到这一时刻终会到来。作为主犯,吴郁文理应被判处死刑,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,且重病缠身,最终改判为无期徒刑,并安排专门医院进行治疗。然而,吴郁文的病情太重,不久后便死于监狱。
吴郁文的死,并没有让案件就此结束。吴在临终前供出了另一名主犯雷恒成的线索,并表示雷恒成当时假扮成一位和尚,法号“明禅师”,住在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寺庙中。据吴郁文交代,雷恒成有一些显眼的特征,比如嘴里镶了金牙,手腕上常佩戴一只金表。公安局侦查员根据这些线索,迅速展开追捕,却得知雷恒成早已离开北京,去了上海。
公安局随即向上海警方发出了协查请求。很快,上海方面回应称雷恒成还活着,并且已经改名为赵志安。雷恒成被抓捕时,惊恐至极,甚至吓得尿了裤子。在审讯中,他很快交代了自己在杀害李大钊中的角色。由于罪行累累,雷恒成被华东局判处死刑,并迅速执行。
接下来,曾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的蒲志中也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。解放后,蒲志中便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,特别是与吴郁文的联系,他心存侥幸,认为这样可以逃避追查。尽管如此,他一直在暗中观察公安局对吴郁文的行动。当得知吴郁文已被抓,且被带走审问时,蒲志中开始心慌意乱,夜不能寐。直到上海传来雷恒成被捕的消息,蒲志中终于感到自己无路可逃,心情极为焦虑,决定主动投案自首。
在供述过程中,蒲志中透露了另一名主犯陈兴亚的去向。他表示,陈兴亚早已逃往上海,隐匿身份。鉴于蒲志中在自首过程中的立功表现,并且其罪行相对较轻,公安局决定对其从宽处理,进行训诫后便将其释放。
不过,陈兴亚的落网依然困难重重。陈兴亚在建国前就已经彻底隐姓埋名,凭借当年搜刮来的财富过着安静的生活,隐匿得极为严密。公安局一直没有查找到相关线索。直到有一位上海市民注意到自己的邻居生活过得异常富裕,在那个时代显得非常不寻常,于是向公安局举报。经过核实,警方确认这位邻居竟然正是陈兴亚!经过一番侦查,公安局最终抓获了陈兴亚,并判处他无期徒刑。陈兴亚在监狱中度过了晚年,最终于1959年去世。
随着陈兴亚的落网,李大钊被害案的四名主要凶手终于全数落网,全部接受了人民的审判。这个历时多年的案件终于得以结案,为李大钊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安抚了英灵。正如古语所言:“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,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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