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，结束了由王明、博古、李德所主导的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策略宝，成功让党和红军摆脱了困境，走出泥潭。
不过，很多人或许会有疑问：“‘左’倾路线早已被证明错误，给党和红军带来了极大损失，为什么不早点纠正，偏偏要等到红军几乎陷入绝境时才解决呢？”
针对这个问题，毛主席曾经做出过解释。
在延安时期，吴亮平曾向毛主席提问：“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，是否可以不等到遵义会议，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？”
事实上，王明路线早在1931年就开始在党内盛行，给党造成了极大损失。尤其是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中，由于放弃了毛主席主张的灵活游击战术，转而采取与敌军正面阵地战和对攻战，导致红军伤亡惨重，革命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。那么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发起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呢？
对此，毛主席回答道：“不行，也不合适。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披着国际路线的旗帜，当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还没有完全暴露，很多人仍盲目追随。虽然部分干部已经察觉到问题，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。如果一两年前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，他们还能继续欺骗和团结较大部分干部群众，结果会导致党和军队的分裂。这对强大的敌人非常有利，正是敌人所期望看到的局面。因此，尽管我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经看清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，但为了大局，我只能忍耐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。”
展开剩余72%毛主席的这段话，实际上是在强调“时机”的重要性。如果时机未到便强行行动策略宝，反而会适得其反；只有在大多数人意识到变革必要时，反对行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，毛主席的说法非常合理。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下，大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深信不疑，而王明正是共产国际的代表，他的话被许多人当成“圣旨”。贸然反对不仅无效，甚至可能引发党内严重分裂，这正是敌人想看到的。
因此，那时候只能选择暂时隐忍，等待更合适的时机。
那么，这个时机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王明路线错误，反对声音渐起时，再发起斗争，就能获得广泛支持。
遵义会议正是这样一个最佳时机策略宝。
从王明路线来看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是对其的首次重创，湘江战役的惨败则是第二次重创。经过这两次严重挫败，绝大多数人对王明路线极度失望。正是在此时，毛主席开始说服张闻天、王稼祥等领导同志，最终促成召开遵义会议，彻底解决王明路线问题。
亲历那段历史的刘伯承曾说：“广大干部眼看着自五次反围剿以来连连失利，现几乎陷入绝境，与四次反围剿前的形势相比，逐渐认识到这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，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。部队中怀疑和不满情绪明显增长，强烈要求改变领导，这种情绪随着失利，到了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。”
这正是毛主席的斗争智慧：懂得顺应时势，而非盲目硬拼。
毛主席的这一智慧，还体现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。
自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以来，蒋介石不断屠杀进步人士，这当然是众矢之的的反动行径。但在毛主席眼里，这未必完全是坏事。
为什么这样说？
毛主席在建国后曾指出：“在国内来说，最好的教师是蒋介石。那些不服气的人，蒋介石一教，就会服了。蒋介石用什么方式教？机关枪、大炮、飞机……没有蒋介石，中国人民就不会进步，无法团结，也无法武装。马克思主义单靠宣传是不能教育好中国人民的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外，我们还请来了另一位教师，就是蒋介石。”
在毛主席看来，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，光靠正面宣传是不够的，大多数人革命意识还不强烈，这时需要敌人从反面“教育”，敌人“教育”得越狠，群众越会靠向革命，最终达到革命目标。
这正体现了毛主席超凡的眼光，能在逆境中发现机遇，将不利转化为有利，实现反败为胜！
（参考资料：《转折与抉择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们》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》）策略宝
发布于：天津市和兴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